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附论: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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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

  一、进纳授官

   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后,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说:

  “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出粟五千余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诚以鬻爵之法,虽什么都有有济人事之不及,非什么都有有体天道之至公。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淳熈(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不如进士。’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3进纳补官、4进纳出身、5进纳买官、6进纳官、7进纳官人、8进纳出身人、9进纳人、10进纳、11纳粟、12纳粟补官、13纳粟授官、14纳粟得官、15入赀补官、16纳赀授官、17献助补官、18献纳补官19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这麼把进纳作为本身入仕门径。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开始英语 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正月:

  “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20

  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21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据后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此后的进纳授官也大致授低官。如《宋会要》职官55之30-32载宋真宗景德时,规定在沿边送纳军储的“酬奖”,列表如下:

  地区与军储额

  卖官名

  河北定州等地

  陕西环州等地

  河北洺州等地

  陕西泾州等地

  河北怀州等地

  陕西永兴军等地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

  一千五百石

  本州助教、文学

  二千石

  二千四百石

  三千石

  与出身

  三千石

  三千六百石

  四千五百石

  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四千石

  四千八百石

  六千石

  三班奉职

  五千石

  六千石

  七千五百石

  诸寺、监主簿

  六千石

  七千二百石

  九千石

  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七千石

  八千四百石

  一万五百石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八千石

  九千六百石

  一万二千石

  大理评事、殿直

  九千石

  一万八百石

  一万三千五百石

  诸寺、监丞,侍禁

  一万石

  一万二千石

  一万五千石

  大理寺丞、供奉官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最少元丰改制后的从八品宣德郎(宣教郎)和从义郎、秉义郎。

  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法子。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22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

  “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23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24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25胡宿《文恭集》卷18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戸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后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26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财政异常拮据,又先后规定并降低了进纳货币的卖官价,当时可能性在元丰改官制却说 ,故官名与北宋前期、中期有异。绍兴元年(公元1131)的定价如下:

  文官

  武官

  官名

  卖价

  官名

  卖价

  无品进义副尉

  七百贯

  无品进武副尉

  一千贯

  无品进义校尉

  一千五百贯

  无品进武校尉

  二千贯

  从九品迪功郎

  六千贯

  从九品承信郎

  五千五百贯

  从九品承节郎

  七千贯

  正九品保义郎

  八千五百贯

  正九品成忠郎

  一万贯

  正九品忠翊郎

  一万一千五百贯

  正九品忠训郎

  一万三千贯

  从八品修职郎

  七千五百贯

  从八品从政郎

  九千贯

  从八品从事郎

  一万五千(百)贯

  从八品文林郎

  一万二千贯

  从八品儒林郎

  一万三千五百贯

  从八品秉义郎

  一万四千五百贯

  从八品承直郎

  一万五千贯

  从八品从义郎

  一万六千贯

  正八品修武郎

  二万三千贯

  正八品敦武郎

  三万贯27

  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28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性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29超升三阶。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5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1000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此类全部还会官员入赀后升官的实例。

  与进纳关系颇大者是和籴。宋朝的两税收入全部不足以保证庞大的军粮供应,能够另外和籴粮草。和籴粮草使用的籴本,最初是使用钱币、茶、盐、麻布、香药、象牙、犀角相似,却说 财政愈来愈困难,于是官告、度牒相似也充籴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出空名试将作监,不理选限敕告,助教敕各十五,赐夔州路转运司募人,入钱米于南川县等以给边”。31熙宁九年(公元1076),“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5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32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33此类告、牒、敕的价格全部还会一千贯以上。南宋初,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其“籴本四十四万贯”中包括“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34绍兴五年(公元1135),“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35

  向民间摊派和籴负担,已可能性性是全部让民间自愿买官。早在宋仁宗对西夏战事中,欧阳修却说 :“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36宋神宗初,范纯仁上奏说:“荆湖北路监司令民进纳授官,其他同学戸家财能够了满数者,须令三、四戸同共进纳。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37

  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宰相范宗尹“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38他给小武官使臣辈出定价,让有些人在参加铨选,分配实职时购买差遣,以增加财政收入。“州县劝诱鬻爵,不问贫富,一例科配,劝诱不行,亦不申禀”。39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奏建议:“州县卖官告,除大姓全户承买外,如纠定众户,凑数请买之人,虽已均敷,若未送纳,并截日住罢。”40时称右相张浚“出卖官诰,重困江、浙”,规定“每州劝诱及三十万缗以上,知、通、县令、当职官各减二年磨勘,及二十万缗,减半推赏”。“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如无锡县令刘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41故低级文官杨炜上书参知政事李光说:“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帖,豫借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掊克之法,畧已尽行,剥肤搥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不知何从出乎?”42

  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四天,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43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法子,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44咋样“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45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46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47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有些人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可能性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48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的故事者。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二、进纳人的阶级成份和进纳法:宋代能出钱买官者一般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49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无非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等。

  刘攽《江南田家》诗讽刺说:“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1000如“宿州临涣县栁子鎭市戸进纳斛斗人朱亿”属镇坊郭富户,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杰“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51在北宋有些金石题名涵盖“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52有些人无疑全部还会进纳人。又如《夷坚支癸》卷6《尹大将仕》说:“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他这麼田产,最少是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而得将仕郎。

  在强调科举出身的时代,就士大夫辈看来,对进纳人采取各种限制和裁抑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故欧阳修说:

  “窃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巳之事。苟遇军须阙乏,不欲科率人民,权许兼并之家进纳,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53

  宋仁宗庆历时,李觏致范仲淹信中说:

  “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若果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却说 ,便当临民,以为万戸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戸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54

  苏轼说:

  “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一时之欲,无所不至。”55

   上官均说:

  “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又外台、郡守奬荐之所不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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